刘国恩：国家医改与中医药的发展(2)

国家医改要务二：医学价值

一百多年前，美国医生特鲁多提出，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此医学寓意是，医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一百多年后，美国一直践行特鲁多铭言的医学模式，形成家庭医生制度，即医生与家庭有长期、稳定、互信的关系。

而在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医学服务要求帮助、安慰服务是不可能有的。我去某医院治病，拿着院长开的条，等了一个半小时，最后等到医生给我看病的时间就是两分钟。我最后问他，他要去开会了。这怎么可能提供帮助，但这不是医生之错，因我们的业务资源是建立在以医院为中心的，和我们整个人类疾病结构不一样，如想解决今天看病难的问题，必须要改变这个结构。

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中国医疗要解放生产力。要精简行政，取消编制，释放巨大的医疗供应能力；以分级诊疗为主的服务结构；实施门诊、住院分工合作，制度先行，破除“拥堵”怪圈；鼓励社会办医，以多元服务、特定人群、市场条件主导原则，鼓励社会办医；政府办医以基本服务、普惠全民，公共权益主导为原则。

国家医改要务三：医学转型

疾病医学与健康医学有着本质区别，疾病医学指病有所医（检查、吃药、住院等诊疗服务），健康医学侧重健康维护（未病、已病、康复等三段服务）。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40号文件）有助于促进医疗效率，因为将有更广泛、更有效的“上医”行动；促进社会和谐，因为将有更可及、更优质的“熟人”医生；促进生态环境，因为将有更一致、更协调的“问责”机制；促进经济转型，因为将有更长久、更强大的“内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