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国本：民族医药与地域文化(6)

　　三、藏彝走廊与民族医药

　　在探讨民族医药与地域文化的时候，藏彝走廊是一个典型。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把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和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地带、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共六条大江及其支流分布的、以藏族彝族为主体的民族地区(六江流域—但怒江、澜沧江下游不在此范围内)称为“藏彝走廊”(参照李绍明先生的定义)。费孝通先生说，“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这个地区居住着藏、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基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加上不明确的若干族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经济文化大量交汇的民族大熔炉，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博览会。过去认为，藏彝走廊是一条茶马古道。现在看来，“古道”不仅仅是地理概念和交通概念，而是一个内蕴丰富的文化概念，云南省把以中甸为中心的部分称之谓“香格里拉文化”。郑进先生在《云南藏医药》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香格里拉民族医药”的概念。其中包括对“传统藏医药”和“地方藏医药”(如“云南藏医药”)的探讨，对深化民族文化和民族医药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香格里拉民族医药”概念的提出，涉及到文化的复杂性和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文化是大海，远看时浩瀚无边，茫茫一片，令人心胸远逸;近看时激浪澎湃，盯着就会眩晕。我们说民族文化有地域性，其实，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地域性。这是文化多样性的根基。就是到了“世界大同”，也只能是各美其美，和而不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在古代，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小牧经济)，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草山纠纷，民族隔阂，都可以导致小国寡民，画地为牢;或隔山相望，老死不相往来。鲁迅先生写的《阿Q正传》里，对“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阿Q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阿Q说，这是错的，可笑!这是一则形容孤陋寡闻、井蛙之见的笑话，但实际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在同一个民族内，语言有官话和方言之分，物产有大宗和土特之分，文学有大雅和俚俗之分，医学有学院和草野之分，方药有经方和土方之分，其中一部分意思是指阳春白雪，大部分还是在说因地域、民族、朝野之不同，像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文化也呈现其多样性。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可以制成检索表，文化的多样性只能任其五彩缤纷，没有必要让紫罗兰和红玫瑰呈现一种颜色。郑进先生在“香格里拉民族医药”的概念中，给我们理出了三条主线：(1)“香格里拉文化是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2)“香格里拉民族医药应该是以藏医药和彝医药为主的多元医药”：(3)“传统藏医药是源，地方藏医药是流”。“云南藏医药和传统藏医药的关系为理论逻辑的统一性，但在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传统藏医药中的方法，体现了临床实践的多元性”(郑进、祁继光主编：《云南藏医药》，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08年版，序第3-4页，正文第2页)。这就使藏医药不管走到哪里，既有了繁荣，又有了头绪。藏医药文化的地域性，是藏医药创造活力的体现。

　　丰富多彩的民族医药是藏彝走廊的一部分。石硕先生认为，“‘藏彝走廊’的‘藏彝’二字理解为藏族和彝族两个具体的民族，不如将其理解为‘藏语支’和‘彝语支’两个语支系统的民族更为妥帖和全面”。在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中，“藏语支”的藏医学已取得很大成绩，当代著名藏医措如次朗就出生在藏彝走廊的江达县，曾著有《四部医典大详解》一书。据史料记载，《晶珠本草》的作者帝玛·旦增彭措，也是江达县人，他曾流落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那里应留有他的遗迹。藏语支的另一个民族门巴族的传统医学尚未完成调查。“彝语支”的彝医药继承工作较有成绩，除云南楚雄、四川凉山的彝医药以外，同样属于彝语支的哈尼、纳西、拉祜、白族等民族医药也都出版了专著。郑进先生认为，“香格里拉民族医药分成两大类系：一类是以藏医药为代表的具有受佛教等宗教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民族医药，包括纳西东巴医药等;另一类则是以彝医药为代表的受汉文化影响、具有土著文化特色的民族医药，包括白族医药、傈僳医药、普米医药等”。在藏彝走廊中，藏文化和彝文化无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汉族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我们不能忽视汉文化的影响力。

　　云南民族医药当代研究开发的重点是藏医药、彝医药和傣医药，不仅在发掘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医疗、教学、科研等事业建设方面也颇有成就。此外，王寅、郑进编著的《纳西东巴医药研究》在研究东巴文化的基础上，对纳西医药作了全方位的研究，不回避历史，不回避宗教，不回避习俗，不回避现代医学不予认可的医巫不分，反映出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纳西东巴医药的研究的依据，一是历史资料，主要是《纳西东巴古籍注释全集》(简称《全集》);二是现实的调查资料。《纳西东巴医药研究》指出，“纳西族与藏族同源异流并与羌族均有密切关系”(第132页)，“研究纳西族与羌文化、藏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第133页)。同时，“纳西东巴医药受汉文化特别明显。中医中医在纳西族地区使用极为普遍。东巴医学哲学思想中天干、地支、精威五行、金蛙八卦、以及‘芦色’即‘阴阳’的观点与中医理论中的天干、地支、五行、八卦、阴阳等内容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第9页)。我想补充说的是，不仅纳西医药是如此，彝医药也是如此。彝医中的“清浊哎哺(哎哺犹阴阳)”、“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八方位年”、“十二尼能”，也都与汉族的阴阳、八卦、五行、天干、地支、八位、十二生肖相类似，是从汉文化中移植借用来的。特别是十二生肖，都是家禽家畜和常见动物，唯有“龙”是汉族特创的图腾。龙的借用，是少数民族受汉文化影响的重要佐证。另外，纳西族的《玉龙本草》，并非很古老的本草古籍，是1830年(清·光绪十年)由纳西族和氏家族的和介山写成的，最初可能是老药店“绍恒堂”用于购药、认药、采药的配本。其中大部分是传统中药，一部分是当地草药，应该说是一本珍贵的传统医药资料。其中的草药部分(共计22种)和《滇南本草》核对一下，都是《滇南本草》未曾收入的，这就很有新意。至于纳西族对“芦色(芦指阳，色指阴)”与“阴阳”的排序不一致，很可能阴阳、雌雄，牝牡，与最早的母系社会有关，以后父本的地位日益提高，才逐渐转为男女、父母、子女、凤凰等顺序，说明纳西族与汉族的交往是在汉代以后。那时候，天地、阴阳、父母、尊卑的秩序已经排定，不可移易。使文化交流，也有了准则。

　　“藏彝走廊”是民族文化的百花园，是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是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试验场。现在的考察调查，积累了大量素材，深入的研究工作正等着我们去做。在民族医药研究方面，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