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国本：民族医药与地域文化(3)

　　二、地域文化是民族医药的根基和特色

　　人类有生老病死，有生之难，老之苦，病之痛，死之虞，就会有生命的呼喊，就会有医药的回音。民族文化是民族医药的源头和根基。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可能了解民族医药。在传统的“民族”定义中，“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要素之一。民族文化本身具有地域性。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域文化。我国各少数民族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均为地域文化做出了贡献。民族医药与地域文化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四点：

　　(一) 历史和传统

　　医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但并不是说人类的历史有300百万年，医学的历史也有300万年。有的专家为了突出民族医药的重要性，把本民族的医学史说得非常久远，甚至比本民族形成的历史还要长久，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医学史可以分经验史和学术史两部分。经验史是开辟草莱的历史，比较混沌和朦胧的传说。医学史作为学术史，有比较确凿的文字根据，其起源有两个标志：一是医和巫基本分开，二是医学经典著作(或代表性著作)的出现。如中医学的形成，一般定在25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因为医学起源的“传说时期”很长，而《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著作都产生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医学系统理论的全面形成也从此开始。可是这种 “学术定义”并不符合民族民间医药的历史状况。或者说，草根文化与学术史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因为许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不能说它历史上没有文化，没有医药。因为口头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字记载的历史同等重要，都是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各民族医药是人类从多个角度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特别在是医学起步的时候，带有群体性的原创思维，很难说是某个人的发明。纵然找见某个代表人物，如神农、伏羲，也是托名而已。于是我们不得不从传说中提取可信的资料，采信某些古老的传说。但医学的经验史和学术史是递嬗的、连贯的、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其衔接部分仍可能是一个开阔地带，常常是争议最大的场所。学者只有尊重历史，认真分析，探求相对正确的结论。

　　藏医学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深受印度古典医学、中医学、波斯(阿拉伯)医学的影响。据记载，公元一世纪初，西藏已有藏医。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掌管了吐蕃王朝。他平定内乱，统一全藏，引进佛教，改革文字，迁都拉萨(古称逻些)，开创了吐蕃王朝改革开放的新时期。641年，唐·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带去了唐代的先进文化和农技百工，深受藏族人民的爱戴。公元八世纪，藏王赤德祖赞(704-754)在位。710年，唐·金城公主又远嫁藏王，增进了唐蕃之间的亲情，吐蕃王朝受汉文化影响之深，可见一斑。755年，赤德祖赞之子赤松德赞继承赞普，同样是一位颇有作为的藏王，十分重视发展医学。在一次重病时候，他向各国招聘名医治疗。大唐的东松岗哇应聘前往，很快治好了藏王的病。于是，赤松德赞从全藏各地调来9名优秀青年向东松岗哇学习，其中有一位学生就是出类拔萃的青年藏医宇妥·宁玛元旦贡布(729—853，与藏王赤松德赞同年所生)。宇妥·宁玛元旦贡布天资聪颖，学习勤奋，阅历广泛，博采众长，从25岁开始，曾先后三次赴天竺游历求学。此后，又率门徒长途跋涉到内地五台山朝圣游学。公元八世纪中叶，宇妥·宁玛元旦贡布用十年时间著成《四部医典》(又译《医学四续》)，成为后世公认的藏医学奠基之作(参见蔡景峰编著，《西藏传统医学概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四部医典》全称《甘露精义八支秘密诀窍续》，简称《华丹据悉》。藏医学理论认为，人体内在的三大因素为“隆”(气、风)、“赤巴”(火、胆)、“培根”(土、水、痰)。而“风”、“胆”、“痰”“Dosa(病素)是阿育吠陀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58页)，说明藏医学基本理论与印度阿育吠陀医学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

　　从体裁上看，《四部医典》原文是九个字一句的佛经偈颂体诗歌，便于朗读记忆和背诵吟唱。全书的行文方式犹如佛经。如第二章“缘起”开头：“其时，导师世尊医药上师蓝琉璃光王，进入消除404种疾病的医王之名的禅定中。进入禅定不久，从心房里发出千万道各色佛光，普照十方，消除了十方众生的心理疾苦和无明所产生的一切三毒疾病”(见毛继祖等译本《医学四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这些都反映了《四部医典》是一部以佛教文化为背景、参照印度古典医学阿育吠陀的理论框架写成的医学著作。因为宇妥·宁玛元旦贡布生活早期，处于佛教引入的兴盛时期。他本人是一个吸收印度文化的开放人物，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在佛教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争斗中，宇妥受到迫害，被大臣那囊氏逮捕入狱。由于宗教斗争不断发生，《四部医典》著成以后，未曾行世，被“伏藏”了起来。据说当时在莲花生大师安排下，曾经把大量佛教经典加以埋藏。《四部医典》“伏藏”以后，直到11世纪才由一位藏族学者“受圣人托梦”，从桑耶寺的乌孜经堂的柱子里把它找了出来，并转辗给了宇妥的十三世孙宇妥·萨玛元旦贡布(即小宇妥)。“伏藏”是藏传佛教的古老教派宁玛派提倡的，即把写成的著作秘“藏”起来，待时“发现”，以示神秘，以显奇贵。这种做法，后代“著书均为稻梁谋”的人，以著书立说沽名钓誉的人，都是难以理解的。当时对佛经和医经著作的“伏藏”，是保护著作之上策，文字避乱之妙计。从根本上说，与佛教徒轻视现世，重视来生，隐于现世，显于来世，淡泊人生，不计名利有关

　　西藏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和历史潮流。印度文化是西藏的邻里文化。在松赞干布及以后一段时期，吐蕃上层背靠珠峰，面向中原，改革开放，广收博取，西藏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处，从宗教到文字，西藏受邻里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如前物所述，《四部医典》的编撰显然接受了阿育吠陀基本理论的影响，(当然，药物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最突出的例子是重用诃子);但另一方面，《四部医典》又是一部西藏学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撰写的医学著作。西藏人民在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这种医药经验在本教时期和象雄文化中就有了。西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不同于南亚人民的生活习俗，高原地区的疾病谱与南亚地区的疾病谱截然不同。青藏高原的草本植物、药用动物也和南亚地区显著差异。藏医学基本上用高原药物医治青藏高原的常见病多发病。这些都是《四部医典》原创性的鲜明标志。宇妥是唐代医生东松岗哇的学生，后来又到过五台山游览历，对中医学的吸收也在情理之中。《四部医典》“后续续”部分 “脉诊”一章，从脉诊时间(一般是早晨太阳刚升起时—-中医叫“平旦”时)、切脉部位(寸、关、尺，藏医读寸、甘、恰)、脉位相应(四季脉与五行相应，时间与五行相应，春季属木主肝脉)，都属于中医理论和实践，是从中医学借鉴来的。这都反映了《四部医典》吸收了印度古典医学的理论框架，纳入了西藏人民自己的医药知识和经验。它出自西藏名医之手，具有无可争议的原创性。

　　蒙医学的基础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医药知识和经验。当初，蒙古草原部落众多，游牧分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医术粗放，附于巫术;萨满盛行，医巫不分。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在建立蒙古帝国的过程中，帝国上层全面吸收藏传佛教，创制蒙文，引入藏医学。如今的蒙医学是蒙古人民原有的医药知识经验和藏医学的有机结合。它的基本理论体系与藏医学一脉相承。直到清代，北京雍和宫的满巴扎仓(藏医经院)收取蒙古地区保送来的青年学子，由西藏的藏医執教，前期课学习藏文和佛经，后期课程学《四部医典》和藏医临床，学成以后回蒙古地区当喇嘛医，用藏文开处方。蒙古民族在本土医药的根基上随着藏传佛教的普及全面引进藏医学，应该说是文化交流的正常现象。

　　维医学是在新疆维吾尔族文化及其原有医药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古希腊—阿拉伯医学的精华形成的传统医学。它以伊斯兰文化为背景，以四大物质学说为理论核心，以气质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体液、力、素质及器官的生理病理为基础的民族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医学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的中亚，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医学和以伊本·西那为代表的阿拉伯传统医学，是现代西医的老祖宗。维吾尔医学则是它的草根文化的衍续。

　　傣医学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学。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属于小乘佛教。它坚持佛教的基本教义，不偏重佛学哲理的论析，而比较注重现实的修持;不过分追求“普度众生”，而主张个人的解脱。远在唐代，南传上座部佛教从印度经过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传入中国南方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傣族地区。傣医学的发展和印度佛教及阿育吠陀医学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后来到了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由一个名叫督英达的佛爷创造了傣文。从此，佛经和医经都可以写在贝叶上，傣医学的古典著作也从此得以撰写和传世。

　　壮医学壮族人民的传统医学。壮族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全国有1600万人，但没有通行文字。近30年来，壮医学是发掘整理得比较早的一种民族医学。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先后编写出版了《壮族医药史》(黄汉儒、黄景贤、寅昭红编著)、《中国壮医学》(黄汉儒主编)、《中国壮药学》(梁启成、钟鸣主编)、《中国壮医内科学》(庞声航、王柏灿、莫滚主编)等著作。这些著作从实地调查发掘中，总结了民间壮医的临床经验，提取了其中的理论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西中医药大学壮瑶医药学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壮医医院。

　　苗医学是口头传承的民族民间草医的典型代表。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和云贵高原边缘地区，属于山地民族，全国有900多万人，贵州省占了近一半。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古代“三苗”“九黎”的后裔。苗族自认最高的祖先是与炎黄二帝同一时期的部落领袖蚩尤，至今年年犹祭“尤公”。古代蚩尤与黄帝大战，败于涿鹿。其部落转战南下，最后退到长江水系中上游和珠江水系中上游之间的苗岭、武陵、乌蒙大娄山、大南山、云岭等五大山系。河北省涿鹿县近几年来发掘古代黄帝、炎帝、蚩尤的遗迹，认为蚩尤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的英雄人物，虽败犹荣，将黄帝、炎帝、蚩尤并列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弘扬了“三祖文化”，建立了“三祖庙”以供祭祀。这件事不仅关系到苗族，还关系到瑶、畲等民族。从而促进了汉族与兄弟民族的团结。

　　几千年来，苗族频繁迁徙，躲入深山，刀耕火种，养成了刻苦耐劳、勇猛彪悍、独立不羁的性格。山林中草药资源丰富，蛇虺疫疬横行，给民间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汉·刘向《说苑》云：“吾闻古之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是一则记述古代苗族巫医行医治病的故事，反映了早期苗医的具体状况。据贵州省卫生厅198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民族医、草药医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记载，“我省每一个社队，都分布有草药医或民族医，特别是少数民族、边远山区人数更多。……全省两千多名专业民族医、草药医，每年治病七百多万人次。两万五千多名业余民族医、草药医每年治病三百万人次。此外，还有二十多万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也为群众防治疾病作了大量工作”。贵州省的调查报告是1980年代初出台的，说明直到近代，苗医队伍还非常强大，甚至到大城市走巷串户去行医。但30多年以后，贵州的民族医草药医的数量已大为减少。但对苗医学的研究，近几年来取得不少成果。其综合性苗医学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陆科闵、王福荣主编的《苗族医学》(2006)、田兴秀著的《中国苗族医学》(2013)、滕建甲、黄爱辉编著的《苗家实用药方》(2007)等。贵阳中医学院为开设苗医药专业的需要，编写了苗医药系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