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流派与传承专业委员会
孙照沣 高林 张介平 许智甯 王寅＊
（本论文荣获“第七届兰茂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
摘要：以云南吴氏扶阳流派和上海祝氏扶阳流派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扶阳流派的文化扩散现象，丰富扶阳流派的文化内涵，探索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人—地”思想中国特色的文化地理研究，从而发掘文化地理学研究在中医流派传承中的作用与意义，拓宽中医扶阳流派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 中医扶阳流派；文化地理学；文化扩散
作者简介：孙照沣（1994-），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经典方药治则治法及配伍应用规律研究。E-mail：2323357882@qq.com；王寅（1962-），男，汉族，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临床基础、民族医药。E-mail：304754252@qq.com。
中医是一个以研究健康与生命科学为主，与社会人文和自然科学等多领域交叉的综合性学科。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在地理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中医文化得到进一步塑造，中医流派文化应运而生，扶阳流派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代表流派之一。在中医流派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扩散事件，从文化地理这一更广的视角，研究扶阳流派，探索其中流派空间传播与地方适应的一般规律，可拓宽中医扶阳流派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实现文化地理学研究在中医流派传承中的作用与意义。
吴佩衡和祝味菊是扶阳流派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二人年纪相仿，同师出卢铸之，是同时代的同宗扶阳医家，祝味菊久居上海，吴佩衡久居昆明，通过吴祝二人不懈的努力，扶阳文化在滇沪二地扎根，发展成为了现在蓬勃壮大又各具特色的上海和云南扶阳流派。在吴佩衡和祝味菊的身上，充分的体现了地域因素之于医家，之于流派，甚至之于中医本身的重大影响。以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与吴祝二人有关的文化现象，可以探索更多新颖的中医发展与地域间的一般规律。
选用CNKI数据库，检索2009年11月1日——2010年11月1日十年的文献，以“扶阳”为检索词，共检出文献1201篇；以“扶阳”和“文化”为检索词，共检出文献230篇；以“吴氏扶阳”为检索词，共检出文献11篇；以“扶阳”为检索词，限定研究机构为云南中医学院，共检出文献42篇；以“中医学术流派”与“地域”或“三因制宜”为检索词，共检出文献166篇；以“文化地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或“研究对象”为检索词，共检出文献45篇；以“地理” “扶阳”为关键词，共检出文献6篇；以“文化地理”“扶阳”为关键词，没有检索出文献。现阶段对于云南扶阳流派与地理和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十分有限，尚未出现在文化地理学视角下来研究云南扶阳流派的研究。所以有必要对云南扶阳流派文化内涵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地挖掘。
1 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研究现状
文化地理学起源于西方，经过近9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文化地理学是一套认识“地方”的方法，并搭建了基于“地方”的复杂文化地理学科树框架，将众多学术概念囊括在了“地方”这一研究范畴之内[1]。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气候的差异以及物种的不一，人们那些关于吃、穿、住、说、写的生活细节，经过一代代的积淀与提炼，铸就出了如今千姿百态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其中也包含有对生命、健康与疾病思考的智慧结晶[2]。中医流派文化正是讨论生命、健康与疾病的地域文化。中医流派文化底蕴深厚，学术成就突出，名医名著众多，历史影响深远，区域特色明显，是中医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结合文化地理这套认识“地方”的方法来研究扶阳流派文化，扶阳流派中的文化内涵可以得到更清晰地解读，拓宽其深度与广度，大力推动中医流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多变的地域环境塑造多元的中医学术流派
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自然气候环境(天)，地域环境与特色(地)，医者所处社会环境、学术经验、知识结构及师承授受(人)等均有关系，即“三因制宜”：天、地、人三方因素兼夹或一方为主，形成了适应或应对该要素体系的学术流派[3]。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奠基于四大经典中医学术主干，中医在数千年历史的发展中呈现出一源多流的现象，分化为多个学术流派，使中医学术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很多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其实与地域环境的差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4]。参考现代临床科研的概念，可以说地域条件的差别越大，气候条件和病证特征越典型，同时可供观察的病人样本数量越大，就越有利于理论与治法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当然不可能用于否定其他典型地域诞生的理论，它们都可以并存于中医学术框架之中，从而带来中医学术的深化，这也最好地说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包容性和可扩性[4]。
3 扶阳流派的历史渊源与在滇沪的传播发展
扶阳派起源于清末著名伤寒医家郑钦安，他提出了“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治病重在扶阳”、“万病皆损一元阳气”等创新的学术主张[5]。郑氏著有三本传世著作，分别是《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其学术思想贯穿其中，成为扶阳学派的开山之祖[6]。
1908年，郑清安真传弟子卢铸之先生于成都开设“扶阳医论”，吴佩衡与祝味菊同在“扶阳医论”学习。1922年36岁的吴佩衡为躲避战乱，只身离开四川去昆明发展，1924年40岁的祝味菊为避乱从四川迁上海发展。二人在深刻理解中医基础理论钻研体会中医经典的基础上，以探索学术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冲破了当时的某些用药习俗，在云南和上海医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二人临证效验，学术精湛，拥趸者众多，进而在云南地区和上海地区逐渐发展形成扶阳流派。“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流派”更是在2013年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传承流派工作室。
4吴佩衡与祝味菊大事记统计与分析
本次研究将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收集著名扶阳医家吴佩衡和祝味菊在滇沪行医期间的大事记，统计整理后分析扶阳流派的文化扩散现象，从而得出中医扶阳流派的空间传播与地方适应的一般规律。
4.1大事记分析思路
本次研究共统计吴佩衡大事记16条，祝味菊大事记14条。吴佩衡大事记数据来源于云南省中医院滇池院区扶阳流派示范门诊的流派资工作室资料收集；祝味菊大事记数据来源于祝味菊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7]一文。
1908年吴祝两人同在卢铸之于成都开设“扶阳医论”学习。1922年36岁的吴佩衡因为战乱只身离开四川去昆明发展，1924年40岁的祝味菊因避乱从四川迁上海发展。吴佩衡大事记发生地点以昆明为主，祝味菊大事记发生地点以上海为主。1929年12月上海召开神州中医总会与全国医药团体第一届总联合会，二人同于上海参会。1930年-1937年，吴佩衡在上海行医，当时祝味菊在上海中医界已有一定的名气与声誉，此六年期间吴祝二人是否有过会面交流与业务往来还有待考证。
本研究按大事记时间线索，事件属性分类以及文化接触引发的地域文化改变这三个角度，来对大事记数据进行分析。
4.2时间轴分析：
按时间顺序统计，吴佩衡大事记分布情况如下：
| 年份 | 1920-1929 | 1930-1939 | 1940-1949 | 1950-1959 | 1960-1969 | 1970-1979 |
| 大事记数 | 3 | 2 | 5 | 2 | 2 | 2 |
吴佩衡的大事记高峰出现在1940-1949年，吴佩衡1922年从四川迁至昆明后大事记数量开始慢慢增长，1937年吴佩衡从上海返回昆明之后的10年内迎来了其大事记的高峰，此后其大事记数量逐年下降，一直到1971年吴佩衡病逝，享年83岁。
祝味菊大事记分布情况如下：
| 年份 | 1920-1929 | 1930-1939 | 1940-1949 | 1950-1959 | 1960-1969 | 1970-1979 |
| 大事记数 | 3 | 2 | 5 | 2 | 2 | 2 |
祝味菊的大事记高峰出现在1920-1929年，祝味菊1924年从四川迁至上海后的10年内就迎来了其大事记的高峰，此后因时局、战争等因素其大事记数量逐年下降，一直到1951年祝味菊病逝，享年67岁。
二人的大事记中都有与办学有关的大事记，笔者发现与办学有关的大事记都是发生在二人相应的大事记高峰期。
4.3事件属性分类分析：
吴佩衡大事记中：属于行政类事件有7个，办刊发文事件有4个，轰动性诊疗事件有3个，办学事件有1个。事件涉及种类共4类。
祝味菊大事记中：属于办刊发文类的事件有4个，轰动性诊疗、办学、行政、办医院类事件各有2个。事件涉及种类共5类。
4.4文化接触引发的地域文化改变分析：
吴佩衡大事记发生的文化接触一共有三类：分别是教育类，医疗制度类和中医类。文化接触后相应发生的地域文化改变类型有抗拒、混合和创新三类。
祝味菊大事记发生的文化接触一共有四类：分别是教育类，医疗制度类，中医类和西医类。文化接触后相应发生的地域文化改变类型有代替、抗拒、混合和创新四类。
两人比较之下，祝味菊大事记发生的文化接触种类和地域文化改变要比吴佩衡大事记更丰富。
5结论与分析：
5.1滇沪扶阳流派文化扩散效果积极的原因分析
在扶阳流派文化空间传播的地方适应过程中，扶阳流派昆明和上海都产生了积极的地方适应现象，最终都实现了与文化传播目的地的地方适应，造福于当地人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5.1.1扶阳流派文化实力过硬：吴祝二人不管是在上海还是昆明都善用附子，并且都运用扶阳思想，辨证论治使用温热药物救治患者，在当地都实现了轰动性的诊疗医案。从而证明了扶阳思想是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普适医疗经验，是特色鲜明疗效突出的中医流派智慧。
5.1.2流派创始人个人素质高：吴祝二人青年时期学习都踏实认真，勤于临床，事业步入正轨之后二人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不断地充实与总结。二人都对于扶阳思想充满了自信，临床上更是胆大心细，为扶阳流派在异地的生根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1.3积极临床与发展办学相结合：在时局动乱时期，扶阳流派在上海和昆明还能生根并长久的发展，就是因为吴祝二人在积极临床的同时不忘发展中医教育，二人都在其相应的大事记高峰期不约而同地兴办大学。祝味菊在遭受到学校炸毁的打击之后，依然全力重兴办学，吴佩衡更是在办学上倾注毕生心血，创办了云南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正是因为重视教育，中医才可以代代流传，流派的智慧才可以造福到更广大的人民与百姓。
5.2滇沪扶阳流派文化扩散效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在地方适应复杂程度和文化接触丰富程度方面，和昆明相比，扶阳文化在上海发生的地方适应复杂程度更高，文化接触丰富程度也要高一些。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5.2.1创始人个人因素：祝味菊作为中医扶阳流派具有代表性的名医，除了中医医术精湛，经典中医理论扎实以外，他个人还有日本留学学习西医的经历，可谓是难得的中西贯通的医疗人才，为其日后中西医疗结合和多领域的尝试打下了基础；吴佩衡作为另一位代表性的扶阳流派名医，更加专注与中医领域。吴祝二人都针对云南和上海两地不同的地域气候特点和人群体质特点上做出了因地制宜的用药的改变，不过由于祝味菊中西多元的医疗学历背景，祝氏的医疗文化接触广度要大于吴氏，扶阳流派在上海产生的医疗新尝试和文化接触明显比昆明丰富。
5.2.2地域因素： 上海为沿海地区，属于东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与四川相比，两地气候与水土差别很大，当地人的体质也又很多差异，相应的当地中医大夫对于疾病的诊治差异也很大。上海是中国当时的革命和文化中心，中医行业竞争激烈，中医流派林立，主张“轻清”求稳的温病流派是当时上海居主流地位的中医流派，这与“重阳固元”的扶阳流派所推崇的学术观点相互对立，这催化了中医两个流派间文化的碰撞与交互，同时也产生了两流派交锋的轰动性诊疗事件。扶阳流派在上海实现地方适应是一个激烈又充满冲突的过程，产生的中医行业内的文化接触现象也比较多。
云南省以高原季风气候为主，温度具有“年温差小, 日温差大”的特点[8]。在这样的气候特点下，人体阳气容易耗散，造成普遍阳虚。四川为扶阳派的发源地，扶阳派的名医辈出，由于云南四川的地域相邻，同属我国西南地区，气候与水土比较接近，形成当地人的体质也较为接近[9]，故扶阳流派从四川扩散至云南，比较容易实现地方适应，而且云南地处边疆，中医行业竞争没有上海那么的激烈， 扶阳流派实现地方适应的过程就温和许多，产生的中医行业内的文化接触现象也比较少。
5.2.3特殊时代因素：1920—1940年国家内忧外患，时局动荡，上海作为全国的革命风暴中心，各种思潮的汇聚于上海相互碰撞，这也促使了许多跨行业的文化交流，产生了祝氏大事记统计表中“中西医疗结合诊所”，“中医实验医院”这样的跨领域新尝试。
但也是由于时局动荡，祝味菊于上海办学遭遇到重重阻力，多年办学的心血也在1937年的上海大轰炸中毁于一旦。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地域性扶阳流派在上海的形成。1948年，吴佩衡开始于云南办学，此后吴老将自己大部分的心力都倾注于办学，由此扶阳流派在云南开始生根发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代代中医人不断地努力之下，中医教育事业在云南蓬勃发展，这也推动了扶阳流派在云南的文化融合与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色的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流派。
参考文献
[1] 周尚意, 戴俊骋. 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 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J].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21-1532.
[2] 王寅;程鹏飞.地域文化孕育一方名医 一方名医引领地域文化[D].2014.
[3] 闫海军,傅海燕.基于文献分析的当代中医学术流派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17,44(04):720-722.
[4] 郑洪.地域环境对中医学术流派发展的影响[J].中医药文化,2017,12(01):29-32.
[5] 傅文录.郑氏“火神派”源流[J].中医药文化，2008 (2) : 24-25
[6] 黄剑辉. 不同地域扶阳医家的用药规律研究[D].广州中医药大学,2017.
[7] 农汉才.祝味菊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C].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
[8] 刘国伟;王峰;张晓琳.吴佩衡扶阳学术思想与云南地理气候关系探讨[J].中医药导报,2016,v.22;No.269,17-19.
[9] 黄剑辉.不同地域扶阳医家的用药规律研究[C].广州中医药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