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彬1，李兴艳2，吴文笛1，姜莉云1，杨翼豪1，许云姣1
（1. 昆明市中医医院，昆明 650011；2. 云南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昆明 650500）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医学之生命观、疾病观、抗病观的简要解析，总结出中医治人抗病的治疗理念，与西医学治病救人的治疗理念相对比，并通过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流派原创大回阳饮治疗细菌性肺脓肿（少阴寒化子病及母肺痈案）的病案分析，对流派温阳扶正大法及抗炎机理进行阐述，佐证中医学治人抗病理念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望中医同道对中西医学的治疗理念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做到优势互补、彼此借鉴、有机结合。
关键词：中西医学；治疗理念；扶阳学术思想；大回阳饮
中医学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涉及内容之广，包括哲学、天文、气象、地理、数学、农事、植物、历法、医学等等内容，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是我国历代先贤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的宝贵财富，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理论体系、思维方式、治疗方法在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学之生命观--中医学作为一门生命科学，贯穿于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全过程，其研究主体及服务对象皆在于人体本身，通过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整体观念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利用藏象、经络学说及体质、精气血津液神等来论述正常人体的生命现象、特征和规律。《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详细描述了人体正常的生命周期，对人体生命现象、生理结构、状态及功能做了详细记载，并根据性别差异进行区分。《灵枢·天年》记载：“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己通，其气在下，故好走……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以十年为界，详细描述了人体不同生命阶段脏腑、经络、肢节、形神、气血津液的动态演变。《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云：“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道：“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明确提出了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阴气平和，阳气秘固，不偏不倚则人体机能正常。另外，《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为之父母”，“天地合气，命之曰人”[1]，人生于地球、长于自然，中医学通过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四季的交替变换、节气的物候表象等自然规律，总结出“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的理念用于认识天道-气候-物候-病候之间的关系，创造性的发明出了“治未病”的学术思想，从而指导人体如何防治疾病。
中医学之疾病观--万事万物皆有因果，疾病亦如此，《内经》中就认为：一切疾病的发生，都是某种致病因素作用于患病机体的结果，中医学高度概括了疾病的致病因素、病邪特性、致病特点以及症状特征，或外感六淫、或内伤七情、或饮食劳倦、或痰饮瘀血、或疫疠药邪、或虫兽所伤、或跌扑金刃，统称为“病邪”，不外如是；同时，还创造性的提出了“审证求因”的逆向推理思维，即通过病人表现于外的相关证候，反向推求病因，并以此作为针对病因的治疗依据。然而，并非所有的人感受上述病因皆会出现病症，其关键在于维持人体正常功能活动以及决定人体适应力、抗病力、康复力的“正气”，它包括卫气营血、精气血津液神、腑脏经络等功能活动[2]。《素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3]；《灵枢·百病始生》：“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得，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与虚实，大病乃成。”故中医学认为，病邪是致病的条件，正气才是疾病发生、发展传变、转归康复的决定性因素，正所谓“正为本、邪为标”。
中医学之抗病观--若人体处于邪盛正衰、正不胜邪的状态，则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而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在病理状态下，中医学所围绕的中心在于对患病之人以及人体所患病证的属性、位置、特征、表象以及传变、转归等方面进行观察分析，也就是“宏观医学”，其核心思想在于“辨证论治”，从根本上区别于西医学的“微观医学”。作为中医学认知和处理疾病的重要理论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衍生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辩证方法，如：阴阳辩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辩证、脏腑辩证、三焦辨证、气血津液辩证等等，均是通过中医四诊“望、闻、问、切”收集总结分析患者的病史资料、症状、体征，运用相关的中医理论及辩证方法，科学的分析出疾病的病因、病机、病性、病势、病位、预后转归，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人体当下的机体功能状态及邪正、阴阳之间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也。”从而指导临床遣方用药，运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属性、特征及功用，研究药物在人体中的作用部位及药效机制，从而恢复人体“阴平阳秘”的生理状[4]。此我国清代著名医家唐宗海所云“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藉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5]”故中医抗病乃治人抗病，重在治人，以“人为本，病为标”，若正确辨识标本，正如《素问·标本病传论》所云：“夫阴阳逆从，标本之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若不识标本、本末倒置，亦如《素问·标本病传论》所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
西医学理念简述--西医学单纯的属于自然科学，其医学模式为生物医学模式或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以“原子论”、“还原法”为理论基础，将人体不断细分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DNA、蛋白质、氨基酸等不同层面的物质结构和成分，从生理学角度试图找到支配某特定生理功能的最小功能单位--基本粒子，从病因病理角度试图找到导致某特定疾病的最小功能单位--“靶点”：病因、病位，然后再对其结构、功能、理化性质等进一步研究，采取对抗性思维，主张定点清除致病因子，以治病救人，强调数据支持、临床路径、介入、干预则是西医学的治疗特点[6-7]。
毛泽东同志曾于《矛盾论》中论述道“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之处，其特殊本质或根本矛盾就在于中医学治人抗病与西医学治病救人的治疗理念的不同。
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流派治人抗病理念病案举隅：少阴寒化子病及母肺痈案
高某某，男，73岁，2019年2月21日因“反复咳嗽、咯痰、喘息10余年，加重伴咯腥臭脓痰1年余”于我院就诊，症见：轮椅推入，无力站立，勉强蜷缩坐于轮椅之上，咳嗽阵作，咳声无力，咯灰白色浓稠腥臭口痰，面色发青，表情痛苦，语音低微，稍动则见喘息，发热，夜间明显，体温波动于37.8-38.5℃，咳时胸痛，恶寒怕冷，四末欠温，厚衣裹体，神疲乏力，困倦思睡，不思饮食，二便均少。舌质暗红夹青，胖大边有齿痕，质地嫩，舌下脉络粗大，苔白厚腻。脉沉弦而滑，按之无力而空，尤以双尺脉细弱无力明显。既往“长期井下工作史”，10余年来反复出现咳嗽、咯痰、活动后喘息症状。反复受凉后上症加重。1年前因受凉感冒上症加重后，曾到“云南省级三甲医院呼吸科”进行治疗，上症有所好转，但咳嗽、咯痰症状仍未消除。出院后继续服用医院出院带药进行治疗，咳嗽、咯痰等症同前，且逐渐饮食减少、精神变差，喘息加重，整天昏昏欲睡。家属代诉近半年以来进食极少，每日仅能进食1碗稀粥，极度消瘦，体重已下降十余公斤。胸部CT示：左肺下叶团块状占位，考虑肺部感染伴肺脓肿形成可能；左肺上叶感染病变，右肺上、中、下叶多发支气管播散感染灶；左侧胸腔内积液，左侧胸膜局部增厚。血常规：WBC：11.04×109/L，NE%：85.4%，LY：10.1%，NE#：9.43×109/L。电解质：K：3.93mmol/L，NA：126mmol/L。肝功：TP：58.9g/L，ALB：28.3g/L，PA：78mg/L。中医诊断：肺痈（少阴寒化 子病及母）。西医诊断：1.细菌性肺脓肿；2.老年重症肺炎；3.I型呼吸衰竭；4.慢性阻塞性肺病伴有急性加重 D组。在与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沟通后，征得其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纯中医温阳扶正固本治疗。处方：附子配方颗粒（入药同煎15min ）200g，干姜60g，肉桂20g，陈皮10g，姜半夏15g，茯苓20g，薤白15g，肉苁蓉20g，泽泻20g，炒白术15g，桂枝30g，炒苍术15g，川芎10g，佛手15g，龙骨、牡蛎（先煎）各20g，杏仁（打碎）10g，厚朴15g，炒乌梅15g，败酱草15g，薏苡仁20g，桔梗15g，麻黄绒10g，细辛6g，炙甘草30g。7剂，100ml/次，3次/日，饭后温服，忌酸冷、水果、菌类。服用上述大回阳饮治疗半月，患者逐渐咯吐出大量灰白色腥臭脓痰，痰液中时夹有暗红色血丝，或咯吐腥臭暗红色血痰，咯痰后自觉胸中畅快，逐渐咳声有力。舌脉如前，白厚腻苔较前消褪。将方中附子配方颗粒用量增加至每剂300g，干姜增加至每剂80g后继续服药半月，患者仍继续咯吐灰白色腥臭脓痰或血痰，量较强无明显减少，但自觉咳后已无胸痛，轻微日常活动后已无喘息，自觉胸闷气短症状缓解大半。舌质已开始转有红润之色泽，白厚腻苔消退十之六七。治至目前，患者內伏寒湿之邪以退去十之八九，自身正气也逐渐恢复，故继续原方加波叩10g、公丁10g醒脾温胃。如此再服1月余，患者基本无明显咳嗽，偶咯少量白色清晰痰液，胸闷气短症状消除，精神明显好转，生活可以自理，纳食香，睡眠正常，二便正常。舌质已为淡红嫩舌，根部微腻，脉沉缓有力。至2019年4月25日（为纯中药治疗后2月余，共计63天），复查胸部CT对比后提示：左肺下叶团块状占位范围较前缩小，其内脓腔体积缩小；左肺上叶感染病变及右肺上、中、下叶多发支气管播散感染灶较前吸收；左侧胸腔内积液量较前稍减少，左侧胸膜局部增厚。继续方以四逆汤加人参温阳扶正，益气固本治疗。处方：附子配方颗粒（入药同煎15min ）100g，干姜20g，党参20g，川芎10g，佛手15g，龙骨、牡蛎（先煎）各20g，焦柏10g，砂仁粒10g，骨碎补30g，杏仁（打碎）10g，厚朴15g，炒乌梅15g，炙甘草10g。继续服用上方1月后，诸症悉减，已恢复正常生活。
本案患者西医诊断明确，若按西医诊疗方案当完善相关检查（包括气管镜及病原学检查），待病原学检查结果回报后根据药敏选择足量、足疗程抗生素治疗，或需予脓腔穿刺引流、局部给药，甚则外科手术干预，辅以支持治疗。若按中西医结合治疗，则或予西医标准治疗加扶正祛邪之中医肺痈成痈期千金苇茎汤治疗。但从中医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思想出发，该患者年老体弱、病程迁延，每因受凉后病情复作加重，曾反复接受抗生素治疗。查患者舌质暗红夹青，胖大边有齿痕，质地嫩，苔白厚腻；切患者双尺脉细弱无力，左尺为肾、右尺为命门；加之一派恶寒怕冷、四末欠温、神疲乏力、困倦思睡、语声低微、面色发青之寒象；“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故患者少阴寒化、阳虚阴盛之本具。又少阴肾水子行太过，损及母行肺金，而致子病及母，肺失宣肃、咳嗽阵作、咳声无力；阳虚寒凝，机体失于温煦，寒饮积聚成痰，故咯灰白色浓稠腥臭口痰；寒邪收引、凝滞，不通则痛，而咳时胸痛。另，少阴肾阳为先天之阳，脾阳为后天之阳，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先天肾阳不足则后天脾阳亦损；从五行生态而言，肝木生于肾水而长于脾土，水寒土湿、木郁不达，少阴肾、太阴脾、厥阴肝，三阴脏寒之势成。患者久病至虚、穷极必肾、正气大伤、阳气已虚，体内正邪交争、敌强我弱、兵不胜敌，若此时予抗生素之类寒凉之品则阳气更伤，本已为三阴寒化重证，恐一线残阳随治即脱，本想治病救人，但恐病灭人亡。
扶阳学术流派认为：人体的正气来源于秘藏于肾中的命门火。《医理真传》中云“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诸书称为真阳”[8]。“真阳”就是指 “命门火”，所以，命门火秘藏于肾水之中的状态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根本。肾中之命门真火、心中之少阴君火、人体各部位脏腑之相火，共同构成了人身之少火，此为生生之火；其中，命门火为少火生化之源、根蒂所在，君火及相火是“少火生气”之功能表现[9]。少火本应安守其位而履其职，但若命门火衰，失于蒸腾化气，无法上济于心，心肾不交，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相火妄动，故该患者之发热实为相火浮越于外所致，切不可如外来贼子之壮火般清之灭之，而应如家中逆子一般教之训之。吴氏扶阳学术流派之温阳扶正大法，以四逆辈诸方为首，以温阳扶正、固本祛邪之正治之法，方用原创之大回阳饮，直达少阴心肾，力补坎中命门真阳、蒸腾化气，起肾水而上交于心、降心火而下交于肾，君火以明、相火各归其位，主明则下安；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升降自如，则成圆运动之动力，中土如轴、四象如轮、循环无端；己土左升，中轴则运，痰湿能除；已土左旋，生发之令畅，故温暖而生乙木，气血得疏，乃致和平；人之气机左升右降，乙木左升则辛金右降，肺气收敛，水道通调，水不郁而饮不生，喘逆痛塞可消矣[10]。运动既圆，则邪去正复，治人抗病使人存病减。
云南吴氏扶阳学术流派鼻祖吴佩衡先生曾言：西医之炎症，其“炎”字为两个“火”字叠加而成，从表面上看其非常之热，但“炎症”和中医之“热证”之间决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11]。炎症之于中医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中医治病八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皆可达扶正祛邪之功，皆有抗炎之能；而现之众多中医师，每遇炎症皆不问年龄、禀赋、发病节气，失于证象、舌脉的采集观察，只顾炎性生化指标及生命体征的变化，投以滋阴降火、清热解毒之法，实乃舍本逐末、有百害而无一利[10]。
笔者为杏林后学、才疏学浅，仅以一少阴寒化、子病及母肺痈案与广大前辈、同仁探讨中医与西医治疗理念之差异，望诸君不论清浅小恙，亦或急危重症，皆能常怀敬畏之心，切记中医“人为本、病为标，正为本、邪为标”的治人抗病理念，“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并皆如佩衡先生所言“惟临床辨证，务须察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然后再针对证候之实据而下药。只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药量充足，即能克敌制胜，转危为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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