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研究《伤寒论》的平行阅读法(3)

　　3、《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又称《伊尹汤液经》，简称《汤液经》或《汤液》。《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记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汤液经法》是早于《伤寒杂病论》的经典著作，冯世纶先生认为：“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钱超尘先生认为：“《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5]所以研究伤寒论的时候参看《汤液经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后却再难寻踪迹，直到 20世纪70年代张大昌献家藏敦煌传抄本《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谓“二旦、六神、大小”等六十方证为伊尹《汤液经》之主要内容。而杨绍伊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撰写了有关《伤寒杂病论》经方的考证专著，认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保存了《伊尹汤液经》的全部内容。杨先生通过经学考证、医理探讨，自认为辑复了商代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故将《解读《伊尹汤液经》》命名为《伊尹汤液经》。杨绍伊先生在编排条文时，他判断出哪些是商伊尹《汤液经》原文、哪些是后汉张仲景论广、哪些是西晋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即张仲景弟子整理其师的遗留论述)，为研究经方发展史、《伤寒杂病论》成书、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另杨绍伊先生以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为据，认为《汤液》出自殷商，且标明伊尹著，原文在东汉“岿然独存”，张仲景根据伊尹《汤液》原文论广，故伊尹《汤液》内容一字无遗保存于今传本《伤寒论》中。又分析《伤寒论》条文，据“与《商书》、《商颂》形貌即相近，其方质廉厉之气比东汉之逸靡、西京之宏肆、秦书之谯谯、周书之谔谔”类比，把条文分成：《汤液》原文、仲景论广、仲景遗论三类，辑复成《伊尹汤液经》一书。虽然杨绍伊先生辑复的《伊尹汤液经》存在着多种疑问，但《伊尹汤液经》刊世后，深受中医界重视，惜《解读《伊尹汤液经》》当年刊行量少，初版很难寻觅，后未再版，即使得见者，亦因《汤液经》经文简练古拙，“方质廉厉”，杨氏考证之文文辞古雅，用典丰富，不易读懂，故疏而远之，因此《解读《伊尹汤液经》》一直未引起普遍关注。冯世纶等人鉴于《解读《伊尹汤液经》》以传统经学考证研究经方传承，其功底之深厚，其观点之鲜明，其见解之独到，在中医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因此对杨绍伊先生辑复的《伊尹汤液经》予以解读，由学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发行。[6]

　　4、《辅行诀》 《辅行诀》乃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或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简称。原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书名冠以“辅行诀”，即将医药作为辅助修道的手段之意。《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分卷，全书由十一篇构成。前半部为辨五脏病证文并方，每脏一篇，有篇目;后半部为救诸病误治方、劳损病方、五行互含五味变化、《汤液经法》图、外感天行病方、中恶卒死方，共六篇，无篇目。[7]经学者研究考证，此书主要源自古佚书《汤液经法》，收录了其中的60余首方剂，与《伤寒杂病论》经方同出一源。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找到了《伤寒论》中的一些佚失千年的经方，如大、小朱鸟汤，大、小玄武汤，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等。不仅如此，还有数十首以五脏辨证补泻治疗杂病的医方及开五窍救猝死诸法。如此丰富的“新鲜”材料，对于研究医学史和仲景学说价值颇大。 钱超尘先生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直承仲景《伤寒论》，且可溯源《汉志》之《汤液经法》，具有极高文献价值与临证价值。”冯世纶先生认为：“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钱超尘先生的弟子石琳和王庆国认为：“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8]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为卷子本，出于敦煌石室，此书1918年由张广荣(偓南)氏从敦煌某道士手中以重金购得，传给其嫡孙张大昌先生，却不幸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破四旧”。这也就造成了一直以来研究《辅行诀》的诸多困难。对于一本仅8000字左右，可谓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牵一发可动全身的“经方祖书” 而言，如何尽量恢复其历史原貌，从而展现其最根本最纯粹的医学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了揭开《辅行诀》之谜亟待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文革”之末，张大昌先生将他的追记本和他的学生根据原卷的转抄本，寄给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名中国中医科学院)。

　　王雪苔先生接触此事后，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两次赴威县调查，并先后整理出两个校勘本。第二个校勘本是在一九八八年春，王雪苔先生应马继兴研究员的特别邀请而写的校注考释本，收载在由马继兴研究员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这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首次公之于世。然而由于该内容不是单行本，所以至今知道其详者不多。后来人们对这部书的书名、内容、传本、流传经过、校勘经过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说法，甚至以讹传讹而不自知，促使王雪苔先生把当年调查研究的情况和所掌握的早期资料公之于世，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证辨析，以期正本清源，尽可能地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本来面目。从而编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也正是由于原书被毁，人们对这部书的书名、内容、传本、流传经过、校勘经过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说法，这样张大昌先生诸弟子手中的传抄本诸本就显得格外珍贵，这些传承诸本是目前可以得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本子行文各异，也互有复重，但内容上仍各有千秋，均有极高的保存、研究价值，非一人一书可以全揽。故钱超尘等人于2005年10月至2008年9月对存世抄本进行重新整理，其间，钱超尘先生两次深入张大昌的家乡河北邢台，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总凡发掘出了21种极有价值的不同抄本，其中多数是张大昌的弟子抄出，也有张大昌本人及其挚友所录的本子。历时3年，终于有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承集》一书的撰著由学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