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岐黄论坛报告】陈凯先：中医药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

　　陈凯先(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的两种医学体系

　　当代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一种是发源于西方、近200年得到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体系，另一种是发源于东方、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体系。

　　中医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强调整体观念，注重系统调节。中医整体论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其朴素的系统论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医的思维方式较多地应用模拟推理、经验总结，中药方剂通过多种有效组分对机体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调节，达到祛病养生的目的。中医强调整体和多因素的相互联系，重“辨证”，用哲学思维阐释发病机理，着眼于调治“患病的人”，重视整体效果。

　　现代医学产生于实验医学时代，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分析和还原，但整体综合显得不足。西医认为，人体由组织器官等组合而成，偏向于采用还原论和“物理-化学”反应的纯生物医学模式，多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机体靶点的作用，因而采用的药物往往偏重高度的选择性，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西医比较倾向于形态、局部医学，注重直接的因果关系，重“看病”、治“人的病”，重视直接效果。

　　由此可见，两种医学体系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医疗模式，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显著特点。

　　当代医学面临的挑战

　　当代社会，医学面临着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人类疾病谱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健康威胁已转变为非传染性的慢性病(NCD)，如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障碍性疾病、肿瘤等，这些疾病都是病原体不明确、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以线性思维和还原分析为特点的西方医学因此遇到严峻挑战，在阐明复杂生命系统的整体行为特征和系统活动规律方面遇到严重困难。在寻找治疗多因素导致的严重复杂慢病(如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和病毒感染性疾病(如艾滋病、肝炎等)的有效药物方面，至今进展迟缓，迫切需要发展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二方面的挑战是医学模式面临的困境。一是以征服心、脑血管、癌症等非传染性慢病为目标的第二次卫生革命受阻，促使人们对现代医学模式—生物(治疗)医学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美国对1岁以上人群死亡率居前10位疾病的致病因素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对于非传染性慢病的发生而言，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作用远大于生物学因素。显然，这类疾病的有效控制，要求医学模式必须有根本变革，要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四者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二是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全球医疗危机，迫使人们对医学的目的(GOM )、医学的核心价值进行深刻反思。1992年，WHO组织了GOM国际研究小组，四年后该小组总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制造供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可供性的边缘。

　　以人均卫生投入最高的美国为例：1950～1976年人均医疗费用上涨了302.6%(以不变价美元计)，而平均寿命无明显提高。1980～2005年，其医疗费用从GDP1.2%升至17%。按这一趋势，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到2028年美国医保体系将无钱可用。“导致这场迫在眉睫危机的根源是医学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出了问题”。“错误的医学目的，必然导致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误用”。要解决这场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必须对医学的目的作根本性的调整，把医学发展的战略优先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只有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因而可持续的医学”，“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和‘公正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