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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释名之误

2013-11-15 18:24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人:岐黄 浏览:

  作者:邵则遂、张蕾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药物学、植物学等宝贵遗产,被达尔文盛赞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他专辟《释名》一项,对许多药物的名称详加考释,不仅收录了其前各本草书中有关释名的资料,且广泛征引古代训诂材料,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集明以前本草名物训诂之大成。李时珍不是训诂学家,加上历史时代的局限,对一些名物的诠释,受到后人的诟病。主要在四个方面。(一)误拆联绵词。《本草纲目•螳螂》条:“两臂如斧,当辄不避,故得当郎之名。”“螳螂、当郎、蟷蠰、刀蜋”都是一声之转的联绵词,是汉语中两个音节联缀成的表示单个含义的词,是彼此不能分开而从字面上去解释的,只能取它们的声音。(二)误解外来词。“虎魄(琥珀)”条:“虎死则精魂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谓之虎魄。”《汉书•西域传》:“K宾国出虎魄。”其语源,一说为突厥语xubix;一说为叙利亚语harpax;一说来自中古波斯(倍利维语)kahrupai。“虎魄”是音译外来词无疑。因其类玉,故加玉旁作“琥珀”。(三)误释借音词。“慈姑”条:“一根岁生数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慈姑”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具有多产性,其本名是“茨菇”。“慈姑”是“茨菇”的借音。有些植物的名称在长期的使用和演变中,往往借用其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如果按借音词去释义,必然穿凿附会。(四)滥用声训法。“莽草”条:“此物有毒,食之令人迷罔,故名。”用同音词“罔”来解说“莽”,是声训法,是说“莽”来源于“罔”。《汉书•景帝纪》注:“草深曰莽,艸多曰莽。木多亦曰莽。”“莽”是草木众盛的意思。“莽”并不来源于“罔”。以上四个方面的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从所用汉字的字形出发,寻找其命名之由,也就是拘泥于“形训”。汉字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要寻找名称的来源,从语言的内部形式(语音)着手,才能打开缺口。

  古人曾以声音为线索,寻求词源。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在孔夫子看来,政治之政所以取音为“正”,是因为政治的重要属性是端正,统治者端正了,民众自然被感化为端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较多地用到声训,但用得较为谨慎。“声训”的全面运用滥觞于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名》以声音为线索探求事物名称的“所以之意”,撇开字形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导词源学专门研究之先路。《释名》的失误在于没有区别原始词汇和派生词汇,因为原始词汇的意义结合具有任意性特点,是不可论证的。到了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着眼于形声字的声符来讨论语源问题,即所谓“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通过探讨形声字的音义关系——即推求同声符字的共同义素——来实现,而不顾词的语音形式,又使语源研究受到了字形的束缚,范围受到局限。王安石的《字说》更是推到极致,主张字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意义。他任意牵合语音上的联系,或者扩大会意字的范围,把许多形声字都当成了会意字,以偏概全,既不能解释其他结构关系的形声字,更不能解释非形声字。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埤雅》受《字说》影响甚大,依据汉字楷书形体释义,牵强附会者俯拾皆是。宋人从字形出发的声训,使释名工作走了一段弯路。李时珍所处的明代,正是受到了宋人“形训”的深刻影响。《本草纲目》引《字说》、《埤雅》甚多,很多释源都来自王、陆。到了清代,由于古音学昌明,学者们才能够突破文字形体的束缚,看到文字背后的语音。清人为声训释词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首先限定在同源词的范围之内,只有同源词才有共同的语源义,才有共同的语义特征,才可以在相互训释中显示出被释词隐含的内部形式或语义特征。在语音方面,必须以古音为依据,韵部声纽相同或相近;在词义方面,必须或为同义词,或有种种显著关系的近义词。王念孙说:“大抵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文(字)则惑矣。”清人的“因声求义”既不像刘熙“声训”那样泛滥无边,又不像“右文说”那样局限于文字的声旁,从语音上去追寻词与词的音义联系,彻底完成了语源研究中文字学观向语言学观的转变,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李时珍不可能超越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解决如何准确释名这个问题的地步。何况动植物命名的考证历来就是公认的难题。宋人郑樵《通志略•昆虫草木略》中说:“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也。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别。”从另一方面说,李时珍注重实地调查,看重民间一些“俗词源”的说法,运用丰富的想象,使其解说生动形象,如“慈姑”、“葡萄”等的解说,仍不失为饶有兴味、富有情趣的语用学材料。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汉大学文学院)